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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QuYuan

屈原(约公元前340或339年—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屈原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3年,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基本信息

中文名屈原

别名屈平,屈子,屈正则,屈灵均

国籍战国时期楚国

民族华夏族

出生日期约公元前340年

出生地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

去世日期约公元前278年

朝代春秋战国

代表作品 《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

主要成就 内政上主张举贤修法外交上力主联齐抗秦文学上创作骚体新诗

相关争议

任职争议

屈原

屈原

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对内“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对外“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现择其要者而举之:

1、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近现代学者褚斌杰、赵逵夫等人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

2、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3、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4、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

5、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

6、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

7、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

8、王一军说:左徒即楚怀王左司徒。王一军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现代语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写。根据《屈平列传》中的相关记述,屈原所任职务即起草宪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与《周官书》所规定的大小司徒职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为正,左司徒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书》的大小司徒之名称。

子女争议

关于屈原有几个子女,主要有6种说法。

一是“四子”说,湖南邵阳一带于清代乾隆年间修撰的屈氏族谱说屈原有4个儿子,长子承开,次子承元,三子承天,四子承贞。湖南省社科院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于2003年出版的《中华姓氏源流史》,以及四川泸县、双流县的清代屈氏族谱上也有这样的记载。

二是“三子”说,在陕西耀县和安徽东至县发现屈原有3个儿子的说法。《耀州志》上说:屈原死后,他的3个儿子都进入秦国,其中一个在耀州改姓为孙,并说隋唐医学家孙思邈是其后裔;一个家居蒲城,仍然姓屈;另一个在韩城,改姓为房。但都没有记载具体名字。安徽东至县黄荆村保存的乾隆四十一年屈氏族谱记载屈原有3个儿子,长子称孟师文华公,次子称忠虞武安公,三子称季敏孝思公。

三是“二子”说,北京国家图书馆和江苏大学、常熟市图书馆珍藏的《临海屈氏世谱》记载屈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屈署,一个叫屈鲋,又称屈侯鲋。

四是“一子一女”说,清代《长沙府志》说屈原有一女名叫绣英,也称纬英,并说其墓在湖南益阳花园洞。清代《桃江县志》有同样的记载。明代《蕲州志》说屈原有一子,俗名“黑神”,同治年间的《益阳县志》又说“俗呼凤凰神”。

五是“一子”说,麻城市沈家庄保存的民国七年的《熊氏族谱》记载屈原有一子,名“岳”,并说屈原受“屈”也就是受“冤屈”而死,所以他的这个儿子又恢复为熊姓,因为屈原的远祖叫熊绎。

六是“一女”说,湖南汨罗一带民间传说屈原有一女叫女嬃,汨罗屈原纪念馆原馆长、屈学专家刘石林写有一本《汨罗江畔屈子祠》一书,其中对此专门有考证,认为女嬃为屈原之女。

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屈原

屈原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彩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

武汉东湖屈原像

武汉东湖屈原像

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

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诗人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

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如《九章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汽的情绪。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的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政治成就

政治理想

一、举贤授能的美政思想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二、造为宪令的改革精神

屈原主张改革,推行法制的立场更为自己的作品所证实。“明于治乱”的屈原深知要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必须像当时各国的改革者们那样,革新政治,推行法制。他在《离骚》中对当时楚国的君主怀王提出要求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清人屈复说:诗中的“壮”指“美政”,“秽”指“秽政”,“度”,指旧的法度。马茂元亦说:“‘弃秽’,谓扬弃楚国腐化黑暗的政治法度,加以改革。‘此度’,指现行的政治法度。”他要楚王实行美政,扬弃秽政,改革现状,废除旧制,并坚定地表示自己要作这次改革的马前卒、开路人。屈原改革家的立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在另一首《惜往日》中屈原叙述了他实行改革的具体实践:“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立法兮,属贞臣而日侯。”他说,他的改革一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

湖南汨罗屈原祠

湖南汨罗屈原祠

三、大一统的最终目的

“尚法”、“尚贤”并不是屈原的目的,而仅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对此《离骚》也有简要的叙述。《离骚》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又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因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说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抵敬兮,同论道而莫差……”“岂余身之弹殃兮,悲皇舆之败绩。”这些诗句表明屈原的理想是使楚国在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战争中,不致失力,并通过努力获得全胜,最后统一中国;使楚国国君功追三皇,步武尧舜,取法禹汤,赛过文武,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就是一般评论家所说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的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改革措施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此次的变法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的过于简略,现人无法窥其全貌,但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

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卫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

第二,举贤能,唯才是举,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要推齐国的齐桓公(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如骛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其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的直达天庭。

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故而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第五,命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约束了。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古代

屈原

屈原

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

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上述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班固评论屈原辞赋”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评价屈原其人”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王逸: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对《诗经》和《楚辞》极为推崇。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

近现代

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张正明《楚文化史》:“老子学派的发展有两个趋向:其一是发展为庄子哲学,其二是发展为稷下精气说。稷下精气说在南方的代表是屈子哲学。”

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

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毛泽东:“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龚鹏程《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胡乔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负面评价

班固:“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

杨雄:“过以浮”“蹈云天”。

史料记载

屈原

屈原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宗懔《荆楚岁时记》

贾谊《吊屈原赋》

刘安《离骚传》

后世影响

文学创新

清黄应谌《屈原卜居图》

清黄应谌《屈原卜居图》

(一)“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二)新诗体的创作——骚体和新的诗歌样式

对于楚辞作品来说,它不仅有某些现成的五言句或七言句,更在于它除两字顿的节奏外,大量地创造和使用了三字顿的节奏。三字顿节奏的出现,是四言诗可以向五、七言转化的契机。因此可以说,楚辞是最早打破四言句式的诗歌作品,在它参差不齐的各种句式中,包括了五、七言诗的胚模,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另外,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而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楚辞也突出地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情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

(三)《楚辞》开浪漫主义先河

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还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李白的诗篇,也是大量罗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等入诗,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

文学精神

(一)屈原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

(二)屈原文学作品中的爱国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给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离骚》中有许多表现屈原拳拳爱国之心的诗句。

汉初贾谊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谪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更是对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正确地肯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史记》是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它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也正是屈原伟大文学精神的继承。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的伟大诗人李白是景慕屈原的人。李白藐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是屈原创作的继承与发展。

另外,中国历代诗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压迫的关头,总是写出慷慨激烈的爱国诗篇。还有许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时代,坚持理想,坚持斗争,不隐瞒自己的爱憎,甚至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这种伟大的精神,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